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密不可分。当前文明社会的人类遇到自然灾害时，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这一惨痛教训，便会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将其保存下来，代代相传。到了文明社会，文字、记录工具的出现，使得人类有机会以更多形式记录这一变化万千的社会变迁史。我们的戏剧也是如此，她不仅是各位早先创作者们在艺术上的不断凝练，也是对于时代动态发展的不断把握。
而戏剧的繁荣昌盛，都与“爱情”这一常见主题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一主题是戏剧得以面向大众展现其魅力的一大法宝。不论是处于上位的统治者们，还是处于中下阶层的市民百姓，都愿意就这个经典主题进行讨论，通过自己手中的见识或资源来发表自己的见解。
不过，这些，又和我们今日想要探讨的话题有何关联呢？
不妨先从人类寻求稳定的这一“自然本性”说起。“追求稳定”是人类自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以来一直苦苦所追求的首要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人类花费了无数时间掌握了农业生产的规律，又在工业时代依靠各种动力取得了生产上的大解放，这一切都来源于人类对于可预测性未来的急切把握，或者说，“掌握生产规律”。
生产力上的大大提高，加上各个民族那段难忘的民族耻辱史，让人类学会总结经验，懂得资源配置最大优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人类也确实变得更聪明了，不仅在生产上，就连人类自身的其他具有一丝丝个人性质的社会行为，都沾染上了这种“良好的习惯”，比如：婚姻。
我们不能否认婚姻在社会发展前期所带来的关于调整资源分配问题上的种种好处。但，人类每每总想让这种看似百利而无一害的事物稳定化、合理化，让它成为永恒的经典、不变的惯例。可也就是这种动机，让人类丧失了对于这些事物于不同时代功能的思考能力，变得懒惰，变得荒谬。
作为梨园戏的一部佳作，《陈三五娘》就是以上问题的典型反映。在这部戏剧当中，出身优越的五娘于元宵花灯会上与理想情郎陈三巧遇所产生的情愫，却发生了极大的变数。
原因在哪？一位名为林大的地方望族，面对五娘这位如此美貌的女子时所产生的喜好，在被正面否决之后，便转而以侧面的形式表达——林大向接近五娘的一位老妈子，也就是媒婆李娘，贿赂了一番。李娘作为普通妇女，显然乐于接受这样的好处——在她眼里，“富贵儿女富贵命，金钗珠串结亲谊”是社会联姻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既然五娘拥有了如此良好的家庭环境，那么五娘的联姻对象显然也应该是一位有着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的男子。从李娘的角度出发，这样的选择自然再好不过，毕竟她只是一位媒婆，她考虑的不是如何给两个家族带来长久的幸福，而是尽快打破一段联姻所需要的种种阻扰。
她没有考虑到，也不会考虑到对五娘所带来的影响。毕竟在她与她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富贵女性所要扮演的角色，不需要跨过家园的门槛——她所需要的只是呆在深闺中，伺候公婆，相夫教子，偶尔于庭院里观赏美景——被人为精心修饰过的所谓“天然景致”。这样的女子呆在这样一切可控的、温度适宜的养花房中，在其他人看来，自然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了——“不需要任何劳动”这一好处，就足以刺激广大市民阶层的神经，再加上如此理想的社会条件：一位从事员外官职的父亲，一位教养良好的母亲，自身的良好德行修养——哪能不为广大民众们所仰慕呢？
但他们所仰慕的，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好”的这位五娘，殊不知，她们身上丢失了一种她们所渴望的：社会身份。古代女子的社会身份问题，一直是相关学界的经典探讨点之一。不论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变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生产力所需要的角色扮演的角度，都至少表明了古代女子在社会生活中缺位的这一尴尬事实。缺乏社会身份的古代女子，也在尝试以其他方式展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巾帼英雄花木兰，便是一份有力证明，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事实上，自从一些远古时期的社会伦理价值规范被确立下来以后，统治者们就较少抱着或新道德或新功利倾向的角度去改善这一问题，而使得这一问题存在了无数个世纪。
但古代女子们的内心渴求，岂能如此轻易的被抑制？于是，作为《陈三五娘》中的千金，五娘便选择于元宵节这一天出门赏灯——对于五娘们来说，元宵赏灯是一次既不违反伦理道德规范，又能满足内心情感需求的双赢行动。人流量众多的元宵节，既是商家们所钟爱的商业盛典，也是男女们所期望促成爱情的绝佳场合，甚至一次偶然的见面都可能获得一份终身的良好姻缘。事实上，五娘与陈三的相识，就是通过一次“巧合”得以实现。五娘于赏灯亭中发现了一把题诗的金扇子，上面写道：
海天漠漠水云横
斗酒篇诗万里情
尘世纷争名与利
何如仗剑客中行
来自异性对象的生活气息，是五娘以往所难了解的，于是五娘也通过这首诗，对扇的主人有一个新奇而又充满好感的认识。果然，在与扇子主人相见之后，五娘便产生了那份于心中积蓄已久的、饱含着曲折实现自己社会身份想法的情感，并投向了扇子主人，也就是陈三。
很可惜，连这份小小的带有尝试性质的社会角色扮演，都只能无情地为他人所剥夺。当五娘听说自己的婚事已定之时，便向李娘苦苦诉求，李娘回复道：
“父母有声儿女要听，阿娘（五娘）若不顺从就是忤逆大不孝！”
事物若想成为部落的共同信仰规范，那么它就需要在时间上满足人们对这种新建信仰的极度崇拜——它需要在时间上具有无比的延长性，以便借助这无比的延长性形成自身无比的权威性——而李娘所谓的“伦理道德”无非就是这类事物在文明社会的变体罢了。说到底，当时的社会既不允许女性在社会地位上有所变化，更不希望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推动人类价值体系的现世化——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懒惰的、荒谬的所谓“合理化”的借口的具体表现。
这类荒谬的“合理化”借口的体现，在现今社会无处不在。不论是各种可笑的量化考核，各种规律的“科学”测评，还是商家们为了实现大众消费可预测性的种种促销手段，甚至是每位健身者们日日苦于配平的所谓“科学配餐”的行为，实际上都已经陷入了所谓的“科学主义”的怪圈当中。令人惋惜的是，不论是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五娘家长们，还是即将跨入信息社会的各位讲究“科学”的追随者们，都没能摆脱这种对于事物的极端迷信当中。
因而，在此，我们希望，我们能在适当的时机，作出符合我们长远利益的恰好的选择。我们可以避免五娘所属时代的悲剧，尝试体验更多的社会发展可能性，尝试将认识跨越阶层，跨越意识形态的阻扰，跨越民族之间的种种矛盾。我们不愿成为《社会的麦当劳化》那般为连锁公司所精准把控的一帮“饲料食用者”们，我们只想无限接近那个人人所追崇的“至情”世界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