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王定衡教授

发布者:宋丹丹发布时间:2016-10-17浏览次数:1619

(1996年,国际采矿会议期间,适逢王定衡教授八十寿辰,图为祝寿酒宴现场。图中左二为王定衡教授,出席人员包括时任校党委书记罗承选(左一)、时任校长郭育光(左三)、时任煤炭部科教司副司长辛镜敏(左四)等)

中国矿业大学元老王定衡教授驾鹤西去,享年100岁。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任学校发展的奠基人吴子牧院长的助理,改革开放以后任中国矿业学院副院长,1982年退休,先后在学校领导岗位工作30余年。

定衡老是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成就之后,放弃优厚待遇,毅然返乡报效祖国,受聘唐山交大教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及唐山交通大学采矿学调入中国矿业学院,奠定了我校采矿学科的基础。王教授是四院校采矿学科并建的参与者和发展的见证人。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定衡老已经是院长助理了。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虽然同事采矿学科,但对这位大教授也只能仰视而不敢高攀。真正熟悉教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1975-1976年,教授主动参加我们课题组,在山西阳泉矿务局一矿与我们同吃同住搞科研。对他的为人、学问深为敬佩,遂结成忘年之谊。得知他离世的消息,甚是惋惜,他一生经历多多,仅将知之点滴写一小文以作怀念。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国家经济建设又急需人才,在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工科教育之际,中国矿业学院是在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焦作工学院基础上,征用英国殖民者在天津的办公楼(开滦大楼)应急建立,后迁入北京成为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

几乎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在教学计划的制定,教材的编选,特别是教师的聘任、青年教师的培养等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其时,吴子牧院长大胆破格广揽人才,将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以及国内知名的采矿学科教授聘入我校,担任各系主任和主要学科的带头人,但仍缺一位总揽全院教学和师资培养的专家。吴子牧院长又通过学校的主管部门燃料化学工业部辗转将王定衡教授聘入我校,他被燃化部任命为院长助理,协助吴院长管理教学工作。

直到1959年吴子牧院长调入北京市任市委常委、大学工作部部长,成为北京市高校的总管,王教授协助吴院长管理教学工作长达十多年。学校已从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5000多名学生的规模。他们既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是改造与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实施关系,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稍有不慎便会造成隔阂,甚至伤害,而他们两位的配合可谓默契,一起克服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困难,也跨过了政治运动的一个个隘口。

例如,当时国家实行倒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学院先后聘任了5名苏联专家,重点协助学校制定专业发展规划和师资培养计划。没有专业教材,便组织人员边学习俄语边翻译苏联高校教材应急。在这个过程中,王教授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虽然英语造诣深厚,德语、法语的功底也扎实,但对俄语生疏。为解决教学之急需,在与傲慢的苏联专家工作接触和教材的翻译过程中又研探了俄语。他的语言才华让苏联专家也不得不折服,为吴子牧的最后定夺提供了有力支持。

再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高校一直存在所谓的“内行外行”问题的争论,即有人认为高校是外行(指老干部)领导内行(指专家教授)。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演变成一场大范围的辩论,结果是出了一群“内行”右派。吴院长和王助理可谓是一对“内外行”,但他们却一直是和谐相处的一对。定衡老在工作之余对我们聊得最多的是吴子牧院长,他说:吴院长法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抗大当马列教员,他的理论水平高,口才又极好,尊重专家,揽聘人才既有眼光又大胆。吴院长很重视教学,他日理万机,却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亲自审阅教材。他还颇有感触地说:吴院长在反右运动中保护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你们想想看,全院四个系的主任全是党外教授,以及院里的两位党外领导,无一被划为右派,其他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除个别人外也都过了关,从定衡老人的言谈中能感觉到他对吴子牧院长的崇拜与怀念。


                                     二

在“文化大革命”中,凡学术权威都被加上“反动”的帽子,教授也不例外地遭到批判。“夺权”开始之后,革命派的内讧生死之战如火如荼,再无暇顾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便被放长假了。百无聊赖之中,教授知道我们课题组在现场搞科研,便主动提出到现场来参加我们的课题组,我们当然非常欢迎。

我们课题组是应阳泉矿务局之邀,帮助解决采场顶板维护和综采设备的正常运转问题。

1974年阳泉矿务局从波兰引进了我国第一套综采设备,这是从人工单体支架向液压整体支护的一个很大的跨越。由于当时工人和技术人员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局限,一时难以适应,出现了产量不增反降、采场顶板事故不降反增的现象。一线工人甚至要拆除综采设备,恢复单体支架。

综采设备对于我们课题组来讲,也是第一次接触,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首先从对采场顶板观测开始,并大量查阅国外有关资料,同时在井下与工人一起观察研究综采设备的运行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的技术分析研讨会,课题组与局矿领导、科技人员的联席研讨会,以及有一线工人参加的科技攻关会等,教授都会参加。多数会议中他总是先听大家发表意见,但最后必发言,虽对具体问题较少表态,但总能点到关键和要害问题。当课题组与局矿科技人员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争执时,教授会不失时机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和矛盾解决的思路,很少发表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并且十分尊重现场的科技人员,日积月累,缩短了彼此的距离。

课题组紧密结合现场实际,攻研矿上的技术难题,与局矿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这与教授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

在长达两年的课题攻关期间,局矿领导和科技人员对教授从开始的敬畏逐渐转变为亲和随便了,有时甚至和教授开玩笑。教授发言时常夹带英语单词,一次发言发现现场人员不大理解,便发急一时语塞,后教授干脆用大量英语解释,经课题组其他同志帮忙翻译,终于把问题搞清楚。这时矿务局老总半开玩笑地说:教授的英语比汉语好。教授竟毫不在意,只是笑笑说:抱歉,抱歉。


                                    三

对王教授能驾驭多种西方语言,大家是稔知的。其实他的国学功底也是很深厚的。住在招待所里,工作之余,课题组的教师常常聚在一起聊天。教授多以古典诗词开篇,他能背诵苏东坡气势磅礴的诗词和李白、杜甫的山水人物诗,有时还会把大家一看而过的红楼诗词背给我们听,偶尔还会讲一些不入篇的苏轼兄妹的玩笑诗及酒令诗等,并予以讲解。我们几位年轻教师,国学基础与教授相差殊远,因此只能洗耳恭听,难以答对。教授对书法也颇有兴趣,喜欢中国传统文字。当他看到报纸上公布的第三批汉语简化字时候,摇头叹息,说:中国的文字照这样简化下去,就走形了,字意也含糊不清,不知书法家何堪!忧心忡忡(第三批简化字流行几年后被废止)。

我们科研课题组都是40岁左右的年轻教师,矿院一位大教授到矿上来了一时成了不胫而走的新闻。其时,在高校中,建国后毕业的年轻教师还没有教授,职称已十多年未评了,连讲师也很少。教授在学校里也被青年教师认为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对于煤矿,许多职工还从未见过教授是什么样子的。因此大家都找机会想近睹教授的风采。开始是敬而远之,时间长了,教授和大家一样进出招待所,一起到职工食堂就餐,偶尔也会到职工俱乐部看看演出,不管是炊事员、招待所服务员还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教授都会主动打招呼。熟了以后,大家也会主动跟教授示好问候,并处处给予照顾。如在食堂打饭不让他排队,进俱乐部不让买票等等,教授总是微笑着谢绝。教授给矿上职工留下了亲切和蔼的印象。

“文革”中教授被“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压得抬不起头,他到煤矿现场参加科研实践,在精神上得到一个解脱。这里生活虽然艰苦,而紧张的科研实践带给他的却是心情的舒畅。

“文革”结束后,学校准备招生,在现场的教师陆续被学校召回,课题组在阳泉一矿的工作告一段落,达到了安全、高效、高产的预期目标,返校时教授有些茫然,不知回校后该做什么。


一位爱国者、学者,艰难地跋涉了100年,走了。

在“文革”那个学术权威必反动的特殊年代,有机会与这位博学多才的大教授同吃、同住,一起科研实践,是难得的机缘,会上、会下、茶余饭后感知一位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对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也感到他有过彷徨和怀才不遇的苦恼。在生活上,他英年丧妻,半生鳏居,郁多欢少。

与教授断断续续两年共事,领教了他的学问,也认知了他的人品,印象中寡言严肃的教授也有开怀大笑之时。课题研讨与人情的融洽,凝结了之后几十年的忘年之谊,在他离世之际,对他的一生虽知之太少太少,但他的风貌却久久萦绕不去。

建国初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及重新组建中国矿业学院的践行者,他走了,带走了许多后人不太容易认知的东西,这应是今人的损失。

愿他一路走好!

                           (作者郭育光,系中国矿业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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