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报】中国矿大国际化发展历程

发布者:李秀发布时间:2018-08-30浏览次数:388

追溯中国矿业大学办学历史,和国际有着密切而深厚的关系。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焦作路矿学堂,便是所“洋”学校,由英国福公司于1909年创办,也是晚清时期由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唯一的私立工科高校。

1920年代起,学校先后经历了福中矿务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四川矿业学院的变迁。

1978年,学校在江苏徐州重建,恢复中国矿业学院校名。1988年,学校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邓小平亲笔为学校题写校名。

中国矿业大学经历近百年的发展,从“洋”学校中脱胎换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真正以中国高等院校的身份开始国际化办学探索。

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国际化办学

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拉开。邓小平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全国高等外事教育开始起步。

同年,中国矿业大学新校址初建。和大多数高校一样,中国矿业大学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外事工作,由时任校办公室副主任的张文恕等人,共同组成外事组,负责外事工作。

1984年,中国矿业大学外事办公室正式成立,1990年更名为外事处。

时任外事处处长的李家骐,如今已是84岁的老人,和83岁的老伴仍然住在中国矿业大学文昌校区内。从1985年到1994年,李家骐在外事处工作了9年,如今尚可以思路清晰地还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矿业大学的国际化办学历程。

当时的出国交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长期留学,主要包括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二是短期出访,例如国际会议、学术交流等。前者名额有限,有的学成后可得学历学位,后者则根据每年实际情况,交流次数不同。

1998年之前,矿大归煤炭部管理,公派指标由煤炭部下发。当时矿大平均一年国家公派留学名额不到20人,即便如此,也占了煤炭部公派的大部分名额。据李家骐回忆,单位公派名额则更少,“我在任的9年期间,单位公派名额一共不超过20个”。

早期出国有没有问题?也有。有个别人没有读完就回来了。还有一些年轻学者出国学成后就不愿回来了。“国外机会多,发展水平高,当时的年轻学者出国后不再回国的情况比较普遍。”李家骐说。

之前国家有政策,在文件中明确出国留学需“回国服务”,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人家不回来,我们也不能强制,只能不断地做工作,告诉对方,你应该回国。”但最终往往是不了了之。

在当时的新形势下,国家进行了出国留学政策的调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

从“回国服务”拓展到“为国服务”,缓解了高校与出国未归学子间的尴尬局面。“他们即便在国外,也能通过多种方式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李家骐说。

据李家骐回忆,当时的一位地质系老师,出国学习后,从美国传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子女已在这边读书,考虑家庭意见,决定不回国了。李家骐请示时任校长后回信表示理解,希望继续保持联系。

之后,这位老师在美国石油界站住了脚,还曾带着美国团队回国交流合作,为中国石油界的对外交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能出国的都是优秀的在校老师,没有学生的名额。” 李家骐说。学成回国的老师,许多人如今已在各领域成为佼佼者。

改革开放前,国内一些基础研究止步了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矿业大学一批批公派留学归国的人才,带着在国外已经成熟、在国内还是空白的技术和理论回到国内。也正是这种“搬运工作”,让煤炭行业许多基础研究有了新的、较高的起点。

“走出去”大门为学生敞开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千禧年之后。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教育的国际化。2001年,中国矿业大学外事处更名为国际处。

“这意味着,中国矿业大学外事活动部门,开始从较多事务性的迎来送往,逐步向具备更多的教育国际化职能转变。” 中国矿业大学国际处处长张振康说,“这其中,前校长谢和平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2000年,谢和平提出“国际化教育制度”,中国矿业大学在校际交流方面有了迅速发展,学生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中国矿业大学在21世纪伊始,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在采矿、土木工程、建筑学等三个专业开展“3+1”“4+1”模式的联合培养,项目延续至今,交流范围已几乎涵盖学校所有工科和商科专业;先后与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合作举办电子商务专业,与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合作举办机电工程专业本科层次的校际交流项目。

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李伟,正是第一批德国路易斯堡大学机电专业合作项目中的受益者和优秀毕业生。

1999年考入矿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的李伟,因成绩优异,于2002年和其他31名同学一起,参加“2+2”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合作项目,2009年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复杂系统与自动化研究所博士毕业。

2002年去德国,到了对方学校最大的感受是,国内的授课设备、实验条件,和那边相比差距太大了。”李伟说。

7年之后,李伟博士毕业回国,却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尤其是近年来,明显感受到国内外差别逐渐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我国已实现赶超。”

国内的飞速变化让李伟欣喜,也看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年32名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有4名选择留在国外,其余的28名选择回国发展。

如今,这批年轻的“80”后,不少人已在各大企业做到中层以上,有的已在德企成为总经理。选择回到母校的李伟,来到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从事机械系统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研究,2014年被破格评为教授时,只有33岁。

德国读书期间,李伟主要研究智能控制、状态检测、故障诊断等自动化技术。其博士导师Steven Ding(丁先春),是基于模型故障诊断研究领域的顶尖级教授。

“他是一位中国人,80年代从清华大学留学出国,他的海外导师是基于模型故障诊断研究的开山鼻祖之一。”李伟说。

无论归国与否,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连接成一条纽带。部分学成后未归国的中国学生,在国外某领域小有成就后,在海外培养了一大批前来留学的青年中国学生,这批学生归国后又把最新的理论和技术带回国内。李伟感慨,“绕了一圈,还是回来了。”

李伟将先进的故障诊断等技术用于矿山机械、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方面,指导了生产实际,成为“矿山机电装备健康监测”江苏省高校优秀创新团队带头人。

归国后的李伟,带来的不仅有对项目具有先进性、指导促进作用的科研技术,而且带来了矿业大学教学方式的新探索。

李伟介绍,在德国,大学本科的专业课授课老师基本都是教授,而讲师只负责教授基础课程,并辅助教授做研究工作。教授将教学与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相结合。“上课的过程,也是总结阶段性工作的过程”。

往往一阶段授课结束,教授将讲义汇集成书,则可直接成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这为国内大学将科研和教学结合一起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尝试。”李伟说。

2001年至今,尤其是近5年来,像李伟一样,越来越多的学生有了“走出去”的机会。

仅在本科学生培养方面,中国矿业大学在国家层面有优秀本科生项目,选拔校内最优秀的学生公派出国,今年共有9个项目获得资助,共30多个名额。在校际交流层面,不仅有一个学期的学分项目,还有暑期实践项目。今年暑假,将有近200名学生有机会参加暑期实践项目。

“今年学校鼓励每个学院都组一个暑期实践团,给更多学生对外交流的机会。”张振康说。

让海外留学生“走进来”

1985年夏天,因中国援非项目需要,中国矿业大学的校园里第一次成规模地迎来了23名外国留学生,他们来自非洲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派来23名学生在矿大学习,由中国出资。根据计划,这23名学生在北京进行1年的语言学习后,分别到中国矿业大学地质、测量、采矿等不同专业进行4年的本科学习,学成回国后,投身于坦桑尼亚国内的矿井建设。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除一次援非项目外,其余都是零散的、企业委托的短期培养项目。而外国留学生“走进来”,也始于21世纪以后。

2002年,一批越南河内矿业大学的自费生,共58名,来矿大学习。之后,中国矿业大学开始向教育部申请国家公派留学生培养资质,并于2006年获得。

如今,除江苏省、国家层面的奖学金资助外,中国矿业大学每年拨款500万元作为来华留学生的专项资金。

2017年,中国矿业大学共有留学生808人。今年,留学生将达900多人,涵盖60多个国家。

18岁的Taya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矿业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大二。“近几年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很快,全球有很多跨国公司,我掌握中、英、俄3个国家的语言,在外贸企业中比较有竞争力。”

在中国矿业大学,由于语言能力限制,大部分留学生选择的专业都是中文文化、国家贸易等,只有约40%的学生愿意选择专业性较强的课程。

但也有个例。25岁的Gerson Tovele来自莫桑比克,2012年来到中国矿业学学习,目前在中国矿业大学采矿专业读研二。Gerson Tovele是众多留学生中为数不多选择采矿专业的学生。

Gerson Tovele所学的专业是露天煤矿,在他的祖国莫桑比克,90%的煤矿都需要露天开采。“未来想在矿大继续读博,博士毕业后,不管是回国还是呆在中国,都会把这几年的所学所见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Gerson Tovele说。

国矿业大学于2011年设立了国际学院(前身为2009年开办的中澳学院),对外国留学生进行集中管理,目前在校的留学生500多人。

根据“十三五”规划,全国来华留学生“十三五”末将达50万人规模。

受国家综合实力和学校相关专业因素影响,目前中国矿业大学的留学生生源国家主要为中国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也是当下高校留学生“引进来”的普遍现象。

“来华留学生教育,不仅要讲数量,还要讲质量。我们希望通过控制生源开始,提高留学生质量。”张振康说。

张振康一直有个愿望——如果有一天,有更多来自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愿意来中国矿业大学留学了,中国矿业大学才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有更多来自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愿意来中国留学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才更加强盛。

对师资力量提出更高要求

学生眼界的逐渐开阔、生源质量的不断提高、外国留学生的批量进入,对中国矿业大学的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学校里的大部分外教都是语言老师,负责教授英语。但外教教学效率和质量并不高。

“我们请不动大牌的语言方面的教授。”李家骐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月给他们发放400500美金的工资,相当于在国外的最低生活标准。”

语言教师大多很年轻,流动性高,一般一年,最多两年。他们来中国授课,也有自己的考虑——给自己的简历建立一份在发展中国家任教的经历。

而专业课方面的外教,则少之又少。不少外教为短期讲学,“走马观花”而非“下马观花”。即便有长期讲学者,也多是华侨。

如今,从国外引进教师,已更多元化。不仅外语专业的学生,普通专业学生所修的大学外语均有外国老师授课。每年聘请语言外教18位。在专业授课方面,全年聘请200人左右,有短期访学专家,也有讲座教授。

“但全职落户的外籍老师几乎没有,流动性依然很大,任教期限基本在一年到两年左右。”张振康说。

2017年开始,学校加大力度设立全英文授课专业,培养国内教师的全英文授课能力。目前包括5个博士专业,5个本科专业,17个硕士专业。全校1900多名专任教师,30%以上的教师具有1年以上海外研修、学习经历。

信控学院教授孙晓燕1997年考入矿大,2001年本科毕业作为优秀保研生留校任教,后在中国矿业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习。

据孙晓燕介绍,在本科学习阶段,自己和周边的同学尚没有出国学习的意识和需求,而学校当时也尚未形成专门针对本科生出国交流学习的制度。所以,大学4年,成绩优异的孙晓燕从未想过要出国的事情。直到2005年,已成为教师的她作为访问学者,到中国科技大学访学期间,发现那里的学生,不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出国深造蔚然成风。此时,她才开始萌生出国看一看的想法,该想法持续到博士毕业。

2011年,学校首次开始以学校资助的形式,鼓励教师出国做6个月的访问学者。“学校为访学教师提供往返机票、保险费用、每个月的生活补助500美元,并正常发放个人工资等。”孙晓燕抓住这次机会,访问了英国萨里大学在智能优化领域的顶级学者,圆了出国梦。2015年,她再次申请了一年的访学机会,以公派自费的形式,到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师从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顶尖学者,开展关于智能优化和大数据分析相关的研究,再一次开阔了眼界。

如今,孙晓燕所在的智能优化与控制课题组,5名教师均有出国访学半年至一年的经历,与国外多名知名学者建立了长久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中国矿业大学,教师的自我深造还在继续。“有位任课老师说自己在美国留过学,但他说的英语我们听不太懂。”Taya说。

“我们急需提高教师的国际化水平,打造国际一流的师资队伍”张振康说。

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首次推出以成班方式派教师出国进修,提高全英文授课能力的资助项目。年底,8名来自不同专业的教师前往美国肯塔基大学,于今年5月回国,反响不错。

“今年下半年计划再派出一批,去英国学习。” 张振康说,“这批教师回来后,得有平台发展,我们要搭建双语教学平台,发挥他们的作用。国际化教育是一个立体的培养体系,每一环都要接上。”

(《中国煤炭报》2018年8月21日第3版)


新闻来源:《中国煤炭报》陶冉摄影:责任编辑: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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