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科学网刘波博客发表了《中国何时能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章，配合我校学科发展研讨和创建一流学科工程，现予以转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中国何时能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刘波
今年开学伊始，我有幸到北航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挂职锻炼。坦白而言，在此之前我对学科建设一点都不了解，以为学科建设顾名思义就是学科分类罢了，是个很虚的部门。既然挂职了，我还是希望了解一些学科建设的背景知识，于是读了翟亚军博士的《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研究》一书，该书是翟博士读博士和做博士后期间的工作，历经8年的研究成果，算得上深刻和权威。看了该书让我对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大吃一惊——原来“985”工程、“211”工程就是学科建设，原来学科建设是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性工程，因此世界一流学科的不断涌现必能催生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身在大学之中，对中国大学的学科水平有深刻的体会，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确实很大。通过阅读翟博士的专著，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和认识，我觉得只要认真面对和解决问题，中国完全可以克服困难并建设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下面从学科建设的含义、特性、框架、历史及国内外学科建设模式几个方面看看怎样做好学科建设，从而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基础。
一、学科的含义、特性及框架
学科是大学承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基本单元，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是孕育学术大师的肥沃土壤。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是构筑和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大学建设的永恒主题。关于学科的含义有三种说法：（1）知识说，认为学科是人类关于世界认识成果的一种分类，是人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知识碎片混合物经过分化、整合、重组建构起来的具有一定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对不同客体的认识构成了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即这些分门别类知识的静态表现。知识说公认度最高，是学科概念的主流。（2）组织说，认为“学科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知识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实体。”把学科和组织联系起来，意味着学科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学科组织可以是独立的社会组织（如研究所、学会）或正式组织中的机构（如科系或教研室）。（3）规训说，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社会的规范，学科主要表现为一种规训制度。三种学说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形成的，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不同视角下理解上的差异客观上丰富了对学科的认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定义是刻板的，可能阉割实质。因此，从学科特征上认识和把握学科，可能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有更大的指导意义。学科的特性是多方面的：（1）知识性。知识是组成学科的细胞，是学科的核心和命脉，知识造就了学科，学科成就了知识，一部学科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生产、保存和传播史。（2）规约性。“学科构建了科学家与具体机构和和经济环境的互动关系；学科成为管理知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市场关系的制度性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学科实际上是一种与政治有着特定关联的机构，甚至协调着政治经济和知识的生产。”（3）开放性。“知识是统一的整体，它的被划分成各个学科是对人类软弱的一种让步。”学科之存在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还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不得已而为之。学科从产生至今，走过了一条综合——分化——综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发展道路。（4）生态性。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社会机制、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决定了学科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社会需求成为学科发展不竭的外部动力源泉。（5）文化性。学科文化充当了判定学科是否成熟的角色，成熟的学科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和自主的研究范式，表现为学科内部的某些价值观和学术信念的内化。
关于学科的开放性有必要重点说明一下，因为中国承袭苏联的体制学科分类很细，使得各学科之间产生了鸿沟，由此导致的学科评审等体制导致了学科壁垒，严重阻碍了科技的进步。知识是一个网状的连续体，学科只是这个连续体的一个个间断点，各学科只有在不断交叉中才能共同发展，在一个学科内孤立地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学科源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探索，通过学科划分，可以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易于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规范，推动着知识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学科划分也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可能导致知识产生的主观性和世界的客观性之间产生脱节，使得知识的分割和客观世界整体性产生矛盾，可能助长不同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和同一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的形成，容易产生不合理的竞争。对学术背后的利益和权力的过度追求，可能导致学术泡沫丛生以及学术虚假繁荣背后的学术空疏。孔子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跟各学科的人交流会发现，大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一样的，即使文理工科之间也是相互交融、互为基础的。
大学是一个融汇了多学科的学科体系。一个卓越的大学学科系统，学科之间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以学科体系的形式有机地统一于一体。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系统性体现于大学学科体系。在大学学科体系中，主体学科、主干学科和特色学科相互交融，支撑学科一般是基础学科，是前三者发展的土壤，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潜力，强势学科是大学的竞争力所在。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就是具有一流的强势学科。依据主干学科和强势学科的不同，大学可以分为综合性大学、理工大学、人文大学等。图1所示大学学科建设模式静态上描述了一所大学规模、结构和水平，动态上反映了一所大学学科体系生成和演化的轨迹。
图1 大学学科建设模式
二、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历史嬗变
学科之于大学和大学之于学科的重要意义已成共识，但二者的关系并非自古皆然。大学和学科的发展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形成、繁荣和衰退密切相关，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代表了大学和学科发展的最高水平，伴随科学活动中心的形成和转移，近代科学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而大学和学科也是沿着这一轨迹逐步发展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萨莱诺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现代科学的出现虽以数千年的科学和文明为先导，但粉末登场却是在17世纪。西欧中世纪在科学技术成果方面是个荒芜的黑暗年代——尽管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世纪的欧洲，由于“骑士阶级以及与它勾结的天主教基于十分庸俗而凶恶的专制主义和神秘主义，阻挠对自然事实做执着的探讨，希腊末期以后形而上学的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封建经济的矛盾和停滞，宗教特权的横行，蹂躏了一切文化形态。”中世纪大学学科建设模式呈点式特征，文科成为一切大学的主体学科和支撑学科，神学成为当然的和唯一的主干学科。神学的至尊地位阻碍了大学和学科的发展，不论是大学还是学科都处于发展的冰河期。教会是影响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主要权利主体，培养神职人员、医生、法官或律师等职业人员成为大学学科的主要功能。中世纪学科进入大学，然而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不不从事任何研究，科学研究是个人行为，学科发展与大学无缘。
中世纪末期，由于十字军远征失败，宗教权利受到削弱，封建制度开始走下坡路，经院世界观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来临。以文艺复兴作为先导，在中世纪几近停顿的学术冲破了旧有的藩篱，科学复兴的萌芽破土而出。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与之相应和，科学复兴的主要舞台也在意大利，1540~1610年，意大利成了科学的主战场，学科领域百花齐放，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遥遥领先，支撑起意大利的科学霸主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动摇了神学的霸主地位，但是神学作为大学主干学科的地位并没有被颠覆。这一时期的社会需求有力促进了学科建制萌芽。“16世纪，航海、贸易和战争使得科学成为最关生死、最积极、又最有利润的事业”，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希望科学家的劳动也和手工业工人一样，要求科学家们有效组织起来，分工协作，发挥最大效力。意大利的大学为学者提供了一个相对而言宽松的研究环境，多种学科并存发展。但科学研究基本上还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科学研究或在大学之外，以科学学社为组织形式；或在大学之内，表现为科学家的个人行为，大学并未真正成为科学发展的基础。
在罗马教廷垄断所有文化和科学的黑暗历史时期，经院哲学是最高的统治思想，稍有逾越，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在意大利，虽然物质上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需要，精神上又有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扬旗，虽然有闪耀光辉的科学领军人物伽利略，但教会的权力依然强大，教会孤注一掷地像迫害新教徒那样对科学家进行迫害——1600年，布鲁诺被烧死；1632年伽利略被囚禁；1667年，安东尼奥里瓦跳楼身亡——这些，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的不幸，更是意大利科学的不幸。17世纪中叶，意大利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科学中心的地位，被英国取而代之。这一时期，英国大学学科建设模式仍然呈现点式特征，古典文学学科成为主干学科，神学式微，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偏居一隅。王权取代教廷成为大学学科建设的权利主体。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促进了学科的分化和科学的发展，标志着学科建制化的开端。学科和大学实现了关系的解冻，但是大学学科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个人行为。英国科学的发展过分依赖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三者特别有利的结合以及极少数天才，缺乏深厚的组织导致了英国科学发展的脆弱。这一时期的英国，学科发展已成为一种有目的行为。人类认识的局限、知识的累积、认识手段的进步以及科研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加快了学科分化的进程，科学受到了关注，学科发展的冰封开始解冻。但是大学仍以教学为主，大学课程并未突破旧有范围，科学研究在大学也未受到关注，学科的进步几乎在大学外进行的，大学和学科沿着自己的轨迹并行前进。
世界科学的舞台，不断交错更迭。18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江河日下，法国科学家独步世界，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科学的霸主地位。据统计，1789~1800年，世界重大科研成果58项，法国就有23项，占总数的40%。此阶段法国科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光耀世界，化学家拉瓦锡、帕托雷、普鲁斯特；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数学家拉格朗日、蒙日、逢色；物理学家傅里叶、卡诺、查理、盖吕萨克、库伦、安培；生物学家拉马克、居维叶等。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没有法国那么多遍及当时各个科学领域的享有盛誉的第一流科学家。此时，在法国的新兴大学，自然学科和应用学科地位擢升，成为学校的主干学科，神学和古典文学学科等而下之；学科建制形式多样化，诞生了新型科学机制——科研体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大学和学科开始走向融合，二者表现出一种适应和冲突的关系；国家成为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力量，但政府的急功近利决定了大学学科发展的短命。在法国，18世纪是一个从王权和封建统治过渡到以英国为蓝本的中产阶级共和国的时代，政治和哲学居于首要地位。法国的科学比英国的更具官办的性质，大学和科研机构由政府管理和保护。政府的过度干预也成为科学发展的羁绊，不过在初期，这并不妨碍它的发展，所以到18世纪末，它仍然是生机勃勃。但是到19世纪，脆弱的根基再也无力支撑其科学霸主的地位，法国逐渐丧失了科学上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初期，德国科学开始问鼎世界，到19世纪中期，坐上了化学和物理学的头把交椅，成为化学和物理学的学科中心，在数学、生理学、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也遥遥领先。自19世纪开始，德国科学称雄世界达百余年。此时，大学回归知识本位，“学以致学”成为大学的信条，建基于数学和物理学等现代学科之上的哲学成为大学的主干学科，应用学科被排斥于外；在德国，科学结束了它的业余地位，新型科研体制促进了学科建制的成熟；学科从大学的边缘走向大学的中心；创新性科研政策的实施成为德国科学发展的促进力量。德国大学并没有走出太远。一是德国大学人为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纯粹科学排斥技术科学；二是科学精神的陷落，1831年黑格尔病逝，次年歌德谢世，施莱尔马赫殁于1834年，随着这些哲学、文学和宗教等领域大师们的相继辞世，他们所倡导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渐趋衰落；三是纳粹有意识地在文化上实行野蛮主义，把欧洲文化传统作为非日耳曼的传统加以摈斥，在科研上，鼓励有助于直接或间接的军事目的的各类科研——而且只鼓励这几类科研。几方面因素的叠加，德国大学的优势荡然无存。
美国科学的繁荣和德国科学的衰落有明显的关联，可以说是同一事件的两种结果。19世纪末，美国的开放与德国的僵化，美国对科学家的厚爱与德国对科学家的迫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开放、自由托起了美国科学。20世纪初，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至今长盛不衰。美国大学学科建设模式成为多种权力主体博弈的结果，国家权力是影响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元权力，社会的需求成为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推动力，大学自身的理念是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原动力；使用价值成为获取大学学科身份的重要参数，学以致用成为学科发展的理念；不同大学多种学科模式并存。和中世纪大学的神学至尊，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占据要津，法国的应用学科、德国的纯粹科学独霸大学相比，美国大学的学科建设模式可谓百花齐放。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平衡发展模式与斯坦福大学的重点突破模式，芝加哥大学的科研重于教学、普林斯顿的大学教学至上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科研并重模式，芝加哥大学的全面发展模式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有限发展模式等。20世纪，大学和学科已是唇齿相依了。
三、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管窥
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强盛之帮，执高等教育牛耳已逾半个世纪，其大学的昌盛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国地位。美国大学博采世界大学之精髓——先师承英国，后效法德国，其民族中蕴含着深厚的世界性。世界一流大学不都在美国，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垄断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绝大多数。因此研究美国一流大学不失为管窥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效途径。翟博士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2009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行榜为依据，选取哈佛大学等30所美国大学作为一流大学的分析样本，运用统计方法，对30所大学的学科建设模式分别从学院和学科的视角、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进行解剖分析，以揭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共性特征。
首先基于学院的视角来看。从规模而言，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学科齐全的大学。美国一般13个学院可以覆盖学科大类，世界一流大学的87.5%的大学学院设置规模在4个到8个之间，因此规模宏大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从结构而言，世界一流大学的主体学院都是文理学院，各自又都有一定数量的具有自己的特色的专业学院。从水平而言，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特色鲜明的强势学院，哈佛大学等学院设置比较齐全，法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和医学院实力强劲，工学院发展相对滞后；斯坦福大学等工学院发展比较均衡，特色学院占有相当的比重；麻省理工学院等学院数量不多，优势集中在理工领域，工学院排名显赫，遥遥领先，其他学院也具有一定的实力。从特色而言，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学院优势明显。从效益而言，学院整合度高，包容量大，内涵丰富。
由于世界一流大学学院设置的集中和精炼，深入到学院内部从学科的视角可以更深层次的揭示其本质。综合性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不论是从单学科性技术学院发展起来的麻省理工学院，还是开始就以综合性为追求目标的芝加哥大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基本上都形成了文、理、工、商、法、医、管等学科相对完整的学科格局。但综合并不表示齐全，不论从学科视角还是学院视角来看，30所大学中没有一所能涵盖所有的学科。学科水平与学科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世界一流大学都存在着主体学科，且主体学科多为基础学科。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作为大学学科发展的一体两翼，共同支撑着学科的大厦。基础学科作为学科发展的源头，不仅是应用学科发展的后盾和前提，也预示了学科未来发展的潜力。就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基础学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只有优秀的大学才具备基础研究的雄厚实力。最优秀的、规模最大的大学也有能力在医学、工程、公共健康、技术和其他领域发展高质量的应用学科。但是，如果没有在基础研究方面持续的努力，应用学科很快就会衰落和枯萎……前者工作的成效最终取决于后者的研究成果。”主干学科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品牌学科，主干学科力量雄厚，不同大学的主干学科各不相同。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撑学科力量雄厚，形成了一个互为支撑的学科网络。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一定规模的强势学科，不同学校的同一强势学科的内涵却不相同。
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功能定位、不同的战略目标，创设了大学和学科间的非一一对应关系，造就了多元化的学科建设模式。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科建设模式之一就是缩小学校规模，平衡发展，使学校可以有效地维持一个各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相比其他世界一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学科规模小，虽如此，并不妨碍——可能促进了它在大学系统中的龙头地位。普林斯顿人认为平衡的学科分布有助于维持良好的教学环境，任何科学研究都要与研究者所在系的学科大致相同，有利于研究者改善教学质量，且不至于破坏各学科间的平衡。麻省理工学院的平衡体现于各学科的协同。1930年前后，在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是不受重视的，物理系死气沉沉，主要给工科开设基础课，基本上成了工科学生的后勤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和研究生培养能力和水平受到一流科学家的怀疑。作为物理学家的康普顿出任院长后，利用自身的优势，立即着手改进物理系，提升物理学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地位，到193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已跻身全美最优秀的三个物理系之中。理科地位的提升，实现了麻省理工学院由工学院向理工学院的转型。麻省理工学院更是一所重视各学科协同发展的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与众不同的人文学科内涵，成就了其人文学科不输于其他学校的领先地位。在人文学科的发展上，“培植与工程、科学及科学直接相关的学科”，充分发挥理工科的潜力的同时也为理工科的发展提供支持。
教学和科研作为大学的两大职能，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是科研重于教学，还是教学重于科研，抑或是教学、科研并行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表明，三种模式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四、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检视与反省
我国是高等教育的大国，有着近两千所高等学校，但却不是高等教育的强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其起草的《大学令》废除经科，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求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各科再分若干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为了改变旧的体制下形成的大学不合理的布局和结构，1952~1953年，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造。此次院系调整，适应了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有力地保证了国家建设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但是由于调整过程中盲目地模仿和机械的照搬，忽视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人为割裂了高等院校的学科发展历史，打破了一些大学的学科合理布局，削弱了业已形成的学科优势；由于文科、理科、工科的人为分家，专业划分过窄过细，阻碍了学科尤其是交叉学科的发展；由于此次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为重点”，专门学院得到大力发展，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格局开始松动，一些重点理工科院校增设了一批文科、理科和应用性文理科专业，综合大学也开始增设应用理科和技术科学类学科，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文科、财经、政法比重偏小以及文理、理工分家所带来的弊端，不过所有的调整基本上是在所有框架之内进行的，真正的改革还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华中工学院为代表的一批重点工科院校的转型和重点学科的建设。
1980年7月10日，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目前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我见》，文章指出：“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的结构，是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大致按苏联高等教育那一套形成的。这种结构，把文、理科搞在一起，叫做‘综合大学’，实际上并不综合。至于工、农、医、师范学院，则分开设立。现在看来，这种结构很值得研究。理，英文叫Science（科学），工，英文叫Technology（技术）。技术是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为了使得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把理与工、农、医几乎完全分开的结构，是不符合规律的。……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希望把我们学校办成以理工科为基础的综合大学。这就不仅要实现理工结合，而且要把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文科和经济管理学科加以扩大。这样做，好处甚多。第一，符合教育规律，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和提高。第二，符合国家的需要。现在的情况是工突出的多，理少，文少，经济管理更少。第三，符合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孤零零的‘工’，是难以搞好国际交往的，因而也是难以迅速提高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际高等学校交流的不断深化，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文理渗透、理工综合、拓宽专业口径、学科综合化开始成为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思想，高校合并成为优化高校学科布局的主要途径。
重点学科建设是我国加强学科建设的重大举措。随着学科建设实践的深入，对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学科内涵建设、特色建设和水平建设成为新的学科建设的重点。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在此指导方针下，1986~1987年共评选出416个重点学科。“211”工程作为“九五”期间国家唯一的教育重点建设项目，直接指向就是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学科，使这些学科成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基地。1998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要相对集中国家的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有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简称“985”工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加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以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虽然历经一系列的改革，无论从“建”还是“设”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高校都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首先，我国大学学科体系松散，缺乏协同效应。在学科发展愈来愈综合化的今天，一流学科的建设依赖于群体效应和共生效应，单兵作战远远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工科大学为例，我们知道，工科的发展离不开理学的支持，理学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学的水平。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九任校长康普顿校长指出，没有第一流的理学院，就没有第一流的工学院。反观我国的大学，工学在规模上居于学校的主流，是典型的工科院校。而和工科相比，理学学科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水平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滞后现象，理学和工学明显不匹配。其次，我国大学学科水平较低，缺乏示范效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曾说过，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若干学科是一流的，但是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是因为拥有若干个同行公认、国际领先、优势突出的“王牌”学科，这些“王牌”学科多以主干学科的形式存在，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有力地支撑着所在大学的整体位置，使其居于先进行列。经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重点建设，我国大学的学科布局得到优化，学科水平得到提升，一批高水平学科脱颖而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大学学科认受度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五、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重构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中世纪宗教特权横行的黑暗年代的学科与大学形同陌路的冰河时期，到当今时代学科和大学唇齿相依，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总结他国学科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制定一系列学科政策，因此相继成为当时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由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这些国家相继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在当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教兴国”或“学科建设兴国”是唯一的出路。当今世界，美国的教育、科技、军事、综合国力无可匹敌，是真正的世界性强国。美国是大国，大国的发展惯性很大，估计美国的领先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撼动。但是中国还是可以生存的，也是可以发展的，中国曾饱受欺凌，中国能有今天来之不易，中国一定要发展，一定要再次强大起来并领先世界。
在科学兴起之前，全世界都主要在研究文学、神学等，科技发现或发明只是零星的现象。科学的出现直接导致了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与被奴役。科学的兴起也不是仅给西方带来福音，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也是尸横遍野。唯一“例外”的美国似乎以为自己永远会“例外”，如今在世界上也制造了不少灾难。人文学科曾经因科学的兴起而没落，如今看来人文需要再次兴起，当然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要放眼未来。人文关怀对于个人的成长、对于学科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指引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需要汲取中国文化中对个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的精髓，提高公民的思想素质、对科技的热爱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毛泽东说“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随着思想境界的提高，中国全民自觉、自励、奋发图强，必然离世界强国不远了。
随着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实践的深入，大学学科建设体系已相对完备，学科水平明显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建设和管理能力显著加大，初步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学科建设体系，基本能够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中产生的重大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具有明显特色和较强优势。但不可否认，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学科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反映在学科建设模式上，从宏观角度讲主要有盲目追求学科规模、忽视学科结构的优化，学科结构趋同，多雷同，少特色；学科缺乏核心竞争力，学科体系各部分的互补互动功能不彰，整体效应得不到有效发挥。从微观角度讲主要是根基不牢，缺少主体学科；主干学科单一、趋同，特色和优势不明显；支撑学科薄弱等等。
解决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模式问题，首先需要我们的管理层和基层踏踏实实做实事，不要只看指标、只看数量、只看眼前效益，而是要看质量、重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干大事。其次要重视人文教育和思想教育，重视思想的指引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没有大师出现饱受诟病，我觉得中国学术界很多人已经非常优秀了，由于思想境界的局限限制了其学术成就，因此很难成为大师。最后，要重视基础学科和支撑学科，建好一流的特色学科和标志性学科，注意学科之间的合理布局、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形成和谐的学科系统。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再过30年，中国必能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离世界性强国必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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