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吉他的朋友里，总有人跟我谈起《奇迹之山》，我无法形容这个曲子，只能讲个故事。
那是一家很偏的精神病院，开车下了城市最边缘的高架桥直走一段路便到。
新楼在建，老楼的设备还未曾搬离，冷气却已经停止供应。当时是五月份，除去院子里那排水杉树投下的荫，其他地方都已经炎热得让人发汗。
我就是在那里做义工的时候碰到她的。
她待的地方属于防卫最高级别，那是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大房间，有三道铁门把守。大厅留做饭厅和活动室，平时她们都在里面绕着整个屋子转圈圈或者安安静静看着墙上的电视。里面分成厨房、集体卧室、卫生间、家属室、医生工作室和护士值班室。大厅里有个作息时间表，上面写着“早上六点半起，洗漱、做早操”、“一星期洗两次澡”之类的内容。
厨房的人每天从小窗口给她们递吃的和家属送过来的水果，护士们给她们发药、带她们集体洗澡和运动，有时候谁闹腾了，医生迅速从工作室里跑出来安排捆绑或电击。
她带去的生活用品最好，总是被别的病人或者护士偷偷拿来用，怎么少的她也不会清楚。
一次我下了吉他课，拿着那把老旧吉他就去了医院。她看见吉他露出那个年龄不应有的兴奋，吵着让我给她弹岸部眞明的《奇迹之山》。
听着听着她就哭了，却不让我停止弹奏，只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捂着脸啜泣。我当然尽量不让目光停止在她脸上，在稍远处弹着吉他。
此后我每次去医院都背着吉他，想弹给她听却又怕惊动了什么心事。
五月里天很热，喜欢喝酒的她在医院里不能喝酒了，我去的时候会给她从外头带碳酸饮料，洗一个干净的玻璃杯，里头放上冰块，饮料倒进杯子里时能听见“叮铃叮铃”冰块撞击的声音。她每次听到这声音都很高兴。
我弹琴时她也不喝，只是看着冰块慢慢融化。
八月我升高三，没时间再去做义工，一年都没见过她。
我再次回去看她的时候这个城市刚好下起雨，她好像瘦了不少，我扶着她在大厅窗户前站着，看雨簌簌地打着水杉叶。
她突然请求我，再弹一次岸部眞明的《奇迹之山》。我一年没弹了，手生了不少，偏着脑袋调了半天音，泛音也没有以前的好听。
她也不恼，我递给她一杯饮料，杯子里的冰块慢慢融化。我边弹边跟她说以后离开这座城市去上大学，不再做义工，她又哭了。
离去时她突然跟我说：“承蒙多方关照，谢谢啊。”我有一丝的惊诧，却无言以对点点头，然后说：“也谢谢您。”接下来该说什么才好，当时我想不出来，没有话语涌上舌尖。我本该说两句郑重其事的、能表明心迹的话。可是历来如此，每逢这种场面，我都无话可说，只好披上雨衣，步履匆匆消失在她视线里。
这当然遗憾。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别离其实就是永别。因为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就将永远无处可说。
后来我给护士站打电话，她们告诉我她已经出院，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地址，她的什么联络方式。
直至今日，每当听见岸部眞明的《奇迹之山》，我都能想起那个坐在一杯冰饮料前听我弹吉他，默默哭泣的女人。想起她面前融化的冰块。然后，想起过于年轻、过于腼腆，因而不知畏惧，寻觅不到什么话能将所思所想送达别人内心，几乎束手无策的我自己。
她背后的故事从未被外人知晓，那些眼泪的答案也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虽然已经是个十八岁的大人了，我也始终不会理解她所承担的艰辛。
刘亮程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而我现在所处的城市，春寒料峭也如冬一般。我疾走于人群之中，身边是和我一样行色匆匆的年轻血液，在暗夜里泛着红光，仿佛能暖化一切。耳机里放着《奇迹之山》的我裹紧围巾，身后三月的风轻轻刮过街角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