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日报”公众号上，中央已表明取消大学生“水课”，我校也严格按照规定精简了各个年级学生的课程，保留“金课”。但我仍频频听到同学们抱怨“开那些不考试的课真的很水呀！”，这引发了我的如下思考。
花儿尽情地绽放，难道仅仅为了博得游人欣赏吗？蚂蚁自己拼命搬运粮食，难道只是为了有过冬的储物这一结果吗？同样，学生努力地听课与做作业，难道单纯地为了取的好成绩与评奖评优吗……再看当下数不胜数的家长，只是为了让孩子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千方百计让孩子补课，不惜巨资买下学区房。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固然可以理解。可是，那些忽视德育、美育，即使让孩子上特长班也只是为了给上名校多一条加分项的行为，怎能不违背“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呢？如今媒体报道的清北复交的许多学生生活与交际能力较差的事实，不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有心栽花花不开”的过强功利性教育之弊端吗？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我选择回顾中国古代文化相关的文献，从古代教育思想中寻根溯源，以反思当下教育。我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
其一，单一的教育目的决定了教育的功利性。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明清科举制的僵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功利观念已深入人心。古人互相劝导要认真读书，理由主要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大多忽视读书带来的价值观培养与精神陶冶。“五子登科”的诱惑面前，人们趋之若鹜，极少有人具备弥尔顿那种“好书是伟大心灵的宝贵血脉”这样的认识高度！而且，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背负的更多是家庭对权利的渴望，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总之，古代教育的目的体现了人的趋利性和实用主义。
其二，单一的教育形式培育了教育的功利性。我们当今“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思想指引下的“填鸭式”教育，要求学生用特定内容与格式解题才能获得高分。这可追溯至唐代诗人韩愈在《师说》中的批判：“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确实有不少读书人在这种趋利思想下食古不化，难以逃脱“存天理，灭人欲”的命运禁锢，而是在思想文化专制下只得听从命运的摆布。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妨听一听庄子的见解：“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再回首唐宋的一些科举落第的诗人，写下的诗篇本来仅供自己抒情与消遣，殊不知在当今文明开化时，它们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勉励了无数后人，此时“无用”即成为了“有用”。因而，摒弃单一教育形式成为了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
其三，单一的人才选拔方式拓展了教育的功利性。我们深知以考查“四书五经”为重的科举制在中国延续了1300余年，之前的九品中正制也只局限于贤良方正的考查。这样培养的官员难以符合社会实践层面的要求。趋利风气下的社会里，很难有读书人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在书本学习与实践中全面发展。这种现象在目前不够“狠抓”素质教育的社会中也留下了阴影。例如，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林森浩因性格过直且易冲动、思想上不计后果，而向室友黄洋投毒一事的发生，也正映射了重理工“专才”教育而轻人文的教育现实。
当然，以上只是古代教育功利性的一方面。中国也不乏改变者积极反对这一现状。如春秋时孔子带弟子春游，让弟子在放松身心中顺便懂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理；清代进步思潮下的学校兼具批判与监察现实社会的功能，也是对历代学校多以培养科举人才为重的超越……
从历史的角度看，功利化思想是对传统重义轻利价值观的超越，利于竞争意识的增强。从现实来看，适度的功利心也是促使厌学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之一。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教育的功利性要控制好“度”，不应大肆发扬也不能完全摒弃功利心。如今，我们应从控制经济、政治、文化的过度产业化趋势出发，弥补教育在媒体形式设置、政策实施等方面的漏洞。
我想，从古至今的中国教育启示我们，既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又要“恢弘志士之气”“心怀远大理想”。实现人生理想也绝不是过强功利性教育的借口，而是教育对综合素质提升的追求。的确，“有心栽花花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