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晋，五胡十六国，三百余年血雨腥风。
两汉之际政治集团分化与中央权力的逐渐没落早早便为其埋下了伏笔，只等司马氏高平陵政变这个导火索的出现便可以将建立在崇儒与皇权顶峰之上的夕阳帝国炸得七零八落。就如我们一致认为的，武皇帝的皇权独尊与内外朝制只是为他一人量身定做的权杖，后世皇帝纤弱的身板既然提不起就只能为权杖所伤。最终两汉没落，权力更迭，直到司马氏狼顾中原。
但这其中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司马懿利用曹魏元老对于曹爽改革的不满,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了曹魏政权,但是参与高平陵之变的曹魏元老并不能转化为支持魏晋革命的政治力量,魏晋嬗代并非一帆风顺。在司马师执政时期,克服了内部与外部的挑战,开始逐步建立起一支支持嬗代的政治力量,奠定了魏晋嬗代的基础。在司马昭时代完成了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转化,并通过伐蜀的功业摆脱了弑君所构成的道德挑战。而作为受成之主的司马炎虽然是名义上的开国之君,却缺乏足够的政治基础,面对功臣、宗室两股既成的政治势力,其在泰始年问更多地扮演了一个政治平衡者角色。”
晋代皇权在三代人的努力之下终于建立了，可它的根基变成了两个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团，难以控制的党争成了家常便饭，皇权便断了一只手。
《世说新语》记载司马炎登基卜筮，苍天降旨司马王朝一代而终似也是奠定了这数百年时代的畸形。
皇权至上一直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核心标志，可在魏晋年间却是个独一无二的特例。
西晋天下动乱，甚至惠帝司马衷的皇后羊献容竟被五废六立，最后又成为了前赵皇帝刘曜的皇后，任何一个握有权力的人都可以决定这所谓正统皇室的命运。而东晋皇室便是从头到尾依附于王谢庾桓这等豪阀士族之侧，司马氏这等国姓竟也与世族无异，这在别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这等世道之下，大王小鬼齐登场，文化宗教也就成了苦难中人们内心的归属。
杨联陞在《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一章中提起二教于东汉发展的新论，以致魏晋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现象更为凸显。可在文人命贱如飞絮的时代中，文化的高度发展却又会产生一个新的矛盾——在那个年代到底是文化引领政治还是政治引领文化？
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直言清谈起于郭泰成于阮籍，他们皆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并认为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而宗教之中更有五斗米教的起义、北魏灭佛与国史案等等作为代表。
这时我转而想去，曾经读过一版中国通史，其将两晋篇定名为潇潇风骨，当年疑惑不解，现在思来不正是想说魏晋之际的文化吗？
可是在我看来，魏晋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就如东晋偏安一隅政治核心并被迫依附于世族，而世族并不唯一便使得政治矛盾不可激化，一旦激化必定万劫不复，故而知晓清谈有害也只得承认下去，而北魏灭佛更是为了收卷寺庙财富以强国。至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的年号、静轮天宫的修建以及崔浩后来的赐死，更是对国内势力的一次整合。
由此看来，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潇潇风骨，思来想去便只是像当时时局的妥协与低头吧。我甚至猜想当时道教的兴起也与政府当局的引导有关——篡位王朝不得言忠，忠孝两全的儒家文化便在政治的铁拳之下瘸了一条腿。
断了手的皇权与瘸了腿的文化颤颤巍巍地走出了一个畸形的惨白时代。
乱世之中人人命如草芥。
无论何等身份的人，今日我们透过字里行间，都似是能见到他当年的血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