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弦歌不辍
——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大学
我校的前身为创立于1909年的焦作路矿学堂，至今已走过了106个春秋，经历了14次搬迁和12次易名的磨难艰辛。百余年的困苦与奋斗，百余年的嬗变与追求，百余年的曲折与荣耀，开创了中国煤炭高等教育之先河。
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6月，中国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已更名为焦作工学院的路矿学堂是其中唯一的一所私立工学院，被称为“海内办理成绩较良之工校”，跻身国内知名的工科院校行列。然而，战争打破了校园的平静，1937年10月起，焦作工学院不得不辗转办学，漂泊流离，进入了空前的动荡时期。尽管辗转漂泊、筚路蓝缕的岁月使学校的发展蒙受巨大损失，但也更显示了学校师生为了国家的未来矢志不渝、顽强坚持的意志品格和共克时艰、弦歌不辍的独特精神。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及随后的八年，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空前的民族灾难所激起的民族仇恨转化为抗战到底的伟力，高等学校的师生也凭着必胜的信念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愈挫愈奋，修业乐道，弦歌不辍，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浩然正气，同时也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凝炼出了光耀史册、熠熠生辉的中国大学精神。
战争给我国高等教育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日本侵略者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野蛮而极具毁灭性的摧残。侵略者“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日寇的险恶用心就是要让中国人“变成没有民族文化和国家思想的奴隶、臣属和顺民，永远沦落到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状态，永远不能从文化的种子当中培养出复兴民族的事业¨¨¨”。1937年11月5日，蔡元培、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等文化教育界名流102人联合发表（英文）声明：“北至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三十年建设之不足，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及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包括国立、省市立和私立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数量由抗战爆发之前1936年的108所减至1937年的91所;教员从7560人减至5657人；学生从41992人减至31188人。北京大学丰富的藏书全部落入敌手，仪器设备未能运出；清华大学曾抢运出部分图书、仪器设备，但在转运途中又遭轰炸，损失严重；南开大学几乎被夷为平地。“抗战爆发后，北洋与南开一样，遭到日寇摧毁，损失惨重，一切设备荡然无存”。据《北洋大学校史》记载:“除事先抢运出寄存于英租界兴华公司的二百箱资料、仪器、实验药品外，其余图书、设施均被破坏。一些地质标本和珍贵仪器被劫往东京。”北平师范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大部分未能运出,遭到日军的焚毁和破坏。北平大学同样遭受到较大的损失。“当时平津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数计。”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沈阳随即城陷，东北大学被迫走上了流亡之路，成为当时第一所流亡大学。
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当时全国108所高校，因战争有17所停止办学、14所仍勉强在敌占区维持之外，其余70多所先后被迫迁址，踏上了艰难困苦的内迁流亡之路，高校爱国师生以此向世人宣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和信念——为了保住民族复兴之根本，教育将在大后方得以继续。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大迁徙。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高校合并改组。有十七所高校先后分别合并成为七所高校，其中，影响较大的首推西南联合大学，其次是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后分立重组的五大学院。
抗战期间的高等学校内迁，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实现了新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数量由91所增长到1945年的141所，专科以上在校学生人数由31888人增长到1945年的83498人，均显著超过了战前——创造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李约瑟盛赞那些历经艰险迁徙到穷乡僻壤的中国大学简直就是“东方的剑桥”，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其中所彰显的就是育人的使命和大学的精神！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在抗战爆发后与高等院校大迁徙相伴随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高校合并改组中同时诞生的。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同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布16696号令，决定“以北平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高校为基干，成立西安临时大学。”随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奉命迁往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学，但难以正常上课，遂奉命于1938年3月南迁汉中。同年4月，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实际上在一起构成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星空美丽的双子星座，一南一北，交相辉映。
西北联合大学作为一个共同体只存在了短暂的时间。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并决定以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名义统一招收新生。1938年8月8日，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西北联大所属的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演变成为分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五所大学。相应地，私立焦作工学院的历史与文化便与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联系在一起了。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组建西北联大的过程经历了艰难困苦。东北大学更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复课，后暂设开封，再迁西安，最后落脚四川三台。此时，东北大学工学院则又奉命从四川三台北迁陕西城固。而私立焦作工学院成为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成员的过程同样充满了荆棘。
“七七”事变后，焦作工学院师生同仇敌忾，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日寇猖狂进攻，担任平汉路正面作战的中国军队节节失利，战火迅速燃遍河北，豫北岌岌可危。到10月14日，日寇即占领安阳。安阳距离焦作200公里。日寇飞机飞越新乡、焦作上空轰炸洛阳军用机场，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危急时刻，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从民族大义出发，从抗日战争的长远考虑计，力排众议，果断下令将中福公司所属煤矿的机器设备连同技术管理人员全部撤迁大后方。
当时，学院领导人对形势缺乏清醒判断，考虑以不出省为原则，打算把学院迁往开封或南阳内乡。对此，学生自治会于10月18日推举代表面见孙越崎，表达了不同意见。孙越崎以学院董事长的名义，召见院长张清涟并对他说:“教育乃国家之命脉，须在教部整个计划下努力，不能分据，不可霸占。今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缺乏仪器，吾校既拟迁移，自宜以吾所有与之切实合作，以为国家增元气。”孙越崎明确要求焦作工学院迁往西安。根据教育部的指令和孙越崎的要求，10月20日，全院师生员工从焦作启程，并在郑州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等共160吨搬上孙越崎亲自安排的铁路车皮，连同教职员工和学生于10月24日举校迁往西安，选定临时校舍于西安端履门，借用省立西安高级中学校舍和西京机械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
1938年初，日寇轰炸西安，关中处于临战状态。3月，焦作工学院再迁甘肃天水。全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共计146人，携带仪器设备、图书文卷，自陇海铁路虢镇站起，经凤翔、陇县、固关，翻阅关山，再经马鹿镇、清水，抵达天水。徒步500余里，长途跋涉、几经辗转，以天水南门外水月寺作为临时校舍继续办学，时有两系八班，学生89人，当年暑假，有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5名学生于天水毕业。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学院师生演出了抗战救亡话剧，会场悬挂的楹联写道：“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国，当前责任不让人”，表现出十分可贵的信心和责任感。
根据193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焦作工学院师生于1938年11月由甘肃天水再迁陕南城固，12月初在古路坝复课，正式开启了学校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分立而成的国立西北工学院为期8年的历史。
私立焦作工学院对战时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富有特色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
1938年8月10日，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在陕西城固成立。委员会由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王茂春、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琏和著名教育家胡庶华组成。李书田主持其事。筹建初期各院校接收委员会主任由原西北联大工学院的潘承孝、魏寿昆担任。4名委员中，焦作工学院有2人，为任殿元教授和余立基教授。张清涟、胡季纯教授先后任西工事务处主任，张清涟还曾担任西工训导长及学术推广部专门委员。
1938年8月25日，在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通过了西北工学院借用焦作工学院设备用具办法。此时，焦作工学院的人员和物资分别存留在甘肃天水和陕西西安、凤翔等地，学生集中在甘肃临洮接受军训。从焦作运出的160吨图书设备用具，在天水60吨，西安、凤翔各50吨，在焦工迁往城固的前后于1938年12月初全部运往城固。这些图书仪器设备虽并不充足，但在战时却弥足珍贵，对西北工学院的办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焦作工学院与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各校不同的地方就是，焦工西迁前未受破坏，图书仪器设备被完整地保存，而其他的各校或辗转流亡、或遭受破坏仓促迁徙，带出来的图书仪器设备较少。尤其是图书，当时西北工学院图书馆藏书“主要来自私立焦作工学院的13101册，……到1940年馆藏总计15257册。”孙越崎回忆说:“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陕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大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
西北工学院初期设土木、矿冶、电机、化工、纺织、机械、水利、航空八个系，后又增设工业管理系。其中，焦工采矿冶金系和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合组为矿冶工程学系；焦工的土木工程系与东大工学院和北洋工学院土木系合组为土木工程学系。矿冶研究部还先后招收研究生46人，分布在采矿组、冶金组、应用地质组和石油地质组，这也是可以视为焦工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最早实践。1939年3月，由于李书田与其他学校师生理念不合而发生冲突，愤而带领200名北洋师生南下四川到西康另办新校，因而西北工学院的矿冶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由焦工教授所支撑了。西工矿冶系的系主任就是来自焦工的任殿元教授。西工矿冶系为抗战时期全国高校所独有，毕业生供不应求。师昌绪在其回忆录中说：他1941年报考西北工学院的考虑之一，就是“西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因从华北搬来的那几个大学都是赤手空拳，而焦作工学院原属英商中福煤矿，在沦陷前即搬往后方，图书、设备和标本齐全，因而报考了矿冶系”。1945年师昌绪从矿冶系毕业时的师生合影，前排的五位教授中，有四位是焦工教授。
焦作工学院1936年共有教职员36人，战时大多随校西迁。据不完全统计，到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西北工学院任教的焦工教授不下20人，主要有张伯声、张清涟、石心圃、马载之、李善棠、任殿元、李余庆、彭荣阁、徐百川、余立基、谢光华、唐仰虞、胡季纯、朱端、苏谔、崔宗培、许继曾等。
西北工学院是西北联大分立五校中实力很强的一个大学共同体。她汇入了东北、华北、中原高等工程教育的精华，形成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培养的完整教育体系，师生共4000余人，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高等工程学府。西工的校址分布在距城固县城20公里的古路坝，和焦工初创时期一样，处于偏僻的乡村，坝上有一座七星寺，被扩建为西工分校。西北工学院培养人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淘汰制”，实行“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教育教学模式。相应地，学生也很刻苦。虽生活条件很差,但学生牢记使命,认真钻研,弦歌之诵，夜以继日,每栋房屋里都有几十支蜡烛彻夜不熄，长年如此。古路坝、七星寺夜晚自习的灯光犹如繁星闪烁,形成了“坝上长夜”、“七星灯火”的动人景观。原焦作工学院两系八班97名学生先后分别于1939—1942年暑期毕业，在焦工精神的基础上，他们的心灵也受到了西北联大和西工精神的滋润。抗战时期，内迁高校最为集中的当属四川，而迁入四川的40多所高校又绝大多数在渝、蓉两地。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以至于在巴山蜀水之间，形成了若干学府毗连、学子如云的学苑区，如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就是名噪一时的大后方“文化四坝”。准确地说，还应当加上陕西汉中的古路坝。战时大后方“文化五坝”荡漾在山野的阵阵弦歌和闪烁在夜晚的点点灯火，正是由大学所展现出来的刚健勇毅、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生动写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西北工学院内载歌载舞、一片欢腾。与此同时，原焦作工学院师生也开始酝酿复校事宜。8 月31日，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孙越崎等联名致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求焦作工学院尽快复校并由张清涟参加全国教育复员会议。信中指出:“焦作虽属小镇，但地处晋冀豫三省工矿中心，交通便利，环境优良。本院设置于此，允称最为适宜。”10月15日，教育部批令国立西北工学院将原属焦工的图书、仪器、设备归还，以利焦作工学院复校。
但受时局影响，焦作工学院无法迁回原址，只好到开封暂借国立河南大学校舍落脚，继续筹备复校大计。1946年8月，经南京教育部和河南省政府批准拨款，焦作工学院终于在洛阳复校，暂借关林作临时校舍，采矿工程学系、冶金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当年招录本科146新生名，11月15日正式上课。不久，机械工程系合并于河南大学。国共内战爆发后，洛阳处于动荡之中。1947年10月，焦作工学院又迁河南郑州。
1948年8月，学校改为河南省立焦作工学院。适逢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学院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胁迫之下于1948年8月下旬迁江苏苏州狮林寺巷办学，同时于9月招收采矿、冶金两班学生140人。复校后的焦作工学院三年三迁，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备尝艰辛。1949年4月，苏州解放，历经坎坷的焦作工学院获得了新生。1949年9月2日，焦作工学院奉命乘车北上返回焦作故地，9月18日正式复课。时学院有教职员工30余人，学生205人。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将焦作工学院拨归燃料工业部领导，成为新中国的国立高校。1950年，为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燃料工业部决定以焦作工学院为基础，筹建中国矿业学院，并将焦作工学院迁到天津。1950年秋季，焦作工学院招收的4个专业180名学生在天津新校址入学。1952年院系调整期间，北洋大学、唐山交大、清华大学的采矿科系调整到中国矿业学院，学校实力大为增强。学校因聚集了全国一流的矿业科教人才而成为行业领军高校。1953年学校奉命迁至首都北京，改称北京矿业学院，成为北京学院路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
“文革”期间的1970年，学校从首都北京迁至四川省合川县，更名为四川矿业学院，在极其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办学，全校师生员工仍然以对事业的忠诚，坚守使命、培养人才、服务国家，在华蓥山下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十二个春秋。
1978年，经邓小平、方毅同志批示，学校在江苏徐州重建，恢复中国矿业学院校名并在北京学院路原址设立北京研究生部。1980年，学校在徐州新校园招收首届学生。如今，中国矿业大学在徐州办学已有35年，学校事业不断发展，在学校发展的曲折历程中，既融入了彪炳史册的抗战精神，也融入了当代徐州人民有情有义、开明开放、创业创新的文化气质。
（本文资料来源于校党委书记邹放鸣发表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的《从焦作路矿学堂到中国矿业大学——西北联大与矿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