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在中国矿业大学，有十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身后的家与国，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奋战。今天，我们走进徐春生、孔宪柱、陆孝荣、何家理、唐植忠、张典义、邹然、祖兴荣、牛文阁、孙骞等几位老人身边，听他们讲述70年前烽火岁月的记忆……
徐春生：保家卫国付丹心
徐春生（88岁）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88岁的徐春生唱了一辈子。
年轻时为家国的热血拼搏镌刻在一枚枚勋章、一份份证书上，徐春生老人翻找出奖章和老照片，回忆起参战往事，讲述时声音浑厚有力，字里行间满是热血与激情。
1932年出生的徐春生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的一名通讯员，主要负责骑马送信。1951年春节来临之际，已是警卫班班长的徐春生随军奔赴万里进入朝鲜。徐春生说：“我们是正义之战，一定会胜利！”每一次作战，他都会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没有子弹就和敌人近身拼刺刀。部队被美军所围时，由于食物供应不上，将士们将炒米磨成粉，用布系在腰间，每人二十来斤，就是半个月的伙食，一把炒米、一把雪就是丰盛的一餐。
作战到白热化阶段，炸弹、毒气弹、燃烧弹、细菌弹，美军抛出越来越多残酷的武器。“最痛心的是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徐春生含泪回忆说，“我的战友被烧坏了皮肤和眼睛，他喊着我，让我救救他，还让我回去后照顾他妈妈。那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再后来，他的团长宋崇魁、参谋长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徐春生告诉自己不能气馁：“在那之后，在战场上看到敌人，我们更要狠打！”
徐春生用“死里逃生”来形容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最后一场战役。当时，部队行至上甘岭，徐春生在途中被美军扔下的炸弹震至昏迷，幸亏战友及时将他从尸体堆里背出，这才捡回一条命。
回国后，徐春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35师政治部群联科，任科长一职。1982年，徐春生从军队离休，他自觉身体依旧强健，经组织安排转业到矿大工作，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采写：陈锐珊 苏淼 张路遥）
孔宪柱：从军而战，保家卫国
孔宪柱（91岁）
70年前，孔宪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在战场上负伤并被认定为三等残疾，光荣退伍后，怀着不给组织添麻烦的初衷，他把残疾证上交给军区，主动放弃补助、减轻国家负担。
孔宪柱出生于1929年，17岁时参军入伍，在解放战争中随部队先后参加了张家口战役、太原战役等诸多战役。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上，孔宪柱作为步兵方队的一员走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后经选拔成为了中央警卫团一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孔宪柱毅然报名加入志愿军，作为66军197师591团39连的一员开赴前线，跟战友一路进攻到三八线，随军驻扎下来。
谈及战斗场景，孔宪柱回忆道：“我们当时用的武器是苏联提供的冲锋枪，美军的飞机飞得很低时，我们就用冲锋枪一梭子一梭子地扫射。”孔宪柱至今仍记得，在三八线长期拉锯战的情况，零下30多度的恶劣天气，物资十分珍贵，“一包压缩饼干吃一个星期，渴了就吃雪解渴。”
孔宪柱在战斗中负了伤，寒冷天气的影响下，伤势加重，他不得不随伤员部队进行撤退。但撤退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孔宪柱回忆说：“当时是连夜撤退，美军追了一宿，打了四次，期间还有飞机在轰炸。”
在医院休养了三个月后，孔宪柱被分配到山海关陆军军官学校进行学习，后来参与北京矿业学院建设并在矿大工作。“抗美援朝对我来说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也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那段保家卫国、奋勇作战的峥嵘岁月，孔老一直铭记在心。
（采写：陈锐珊 韩博川）
陆孝荣：一身军装一生情
陆孝荣（85岁）
“我是一名通信员，离前线最近的一次就是1952年的金城反击战。”
岁月流逝，回忆往昔，如今85岁的陆孝荣说：“我是五次战役之后去的，是一名通信员，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士兵。”
1935年，陆孝荣出生在河南杞县的一个普通人家。“军队来征兵，动员我们志愿参加抗美援朝。我哥哥立即报了名，那种高涨的热情、保家卫国的强烈意愿也感染着我。”考虑到哥哥家里还有妻儿需要照顾，经父母同意后，当时还在上学的陆孝荣毅然选择离开家乡，成为一名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4月，陆孝荣入伍，经过训练后从辽宁省跟随部队坐火车进入朝鲜新义州，后徒步行走到达前线，被编入40军120师通信连，成为一名通信员。抵达新义州后，陆孝荣便随部队开始了艰难的徒步跋涉，白天睡觉，晚上作战。但对他们来说，一直盘旋在头上的轰炸机以及敌军不停投射下来的炸弹让人根本无法安然入睡。
经过一周，部队到达朝鲜长洞。那时正值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敌军转入战略防御。战场无情的子弹击中了战友，陆孝荣深刻体会到战争的险恶，也更坚定了他的战斗决心：“一定要击退敌军，不胜不归”。
1982年，陆孝荣从部队转业，来到矿大工作，后来担任学校武装部副部长，“每年都要负责学生们的军训”。陆孝荣采用“军政并举”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培养。退休后，陆老积极参加我校机电学院举行的新老党员“老少共进，同心筑梦” 结对共话等活动，帮助年轻学子进步。
（吴姝娴 张妙芬 王瑶）
何家理：组织需要，我服从
何家理（84岁）
“作为一个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组织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参加志愿军时，何家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抗美援朝战争于1953年结束，然而为了防止美军反攻，朝鲜当地仍需志愿军驻扎。
1955年，时任团支部书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民兵队长的何家理，在四川绵阳车站，坐上了去朝鲜的铁皮火车。“在我们抵达鸭绿江，准备渡江的时候，有很多美国人正在进行检查，他们当然不希望有国家派兵支援朝鲜，所以查得很严。”何家理和战友们是坐着运输粮食的罐子车去的，“美国人会用榔头敲车皮，一旦发现是空的，就要停车检查。因此，我和战友们只能用背后抵着车皮，即使全身酸痛麻木，也丝毫不敢懈怠。因为坐的是罐子车，连座儿都没有，睡觉时就在车厢里铺上稻草。”
1955年3月的一个傍晚，何家理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抵达了朝鲜，“在朝鲜牺牲的人太多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谈及这场战争，何家理几度哽咽。他和战友们去到朝鲜村庄的时候，村子里多是一些老年人，几乎看不到年轻的生命。
在那里，何家理和战友们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当地村民认为，没有志愿军，他们连庄稼都种不上。“他们种的稻子、苹果，都会先给我们吃。”回忆起往事，何家理的眼神里满是感激。但部队有部队的规矩，战士们谁也不敢轻易动村民的东西。“外出训练时，熟透了的苹果垂下来打到脑袋，也没有一个人敢摘来吃”。
当地村民在房子中间隔出一道幕布，一边志愿军睡，另一边他们自己睡。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常常会有交流障碍。对此，何家理说：“我们理解他们，他们也自然会理解我们。”
在朝鲜的日子里，日常训练之外，何家理也会尽力帮村民干农活，他和战友们与村民们相处十分融洽，亲如一家，村民还送了何家理一个铜勺作为纪念。
1955年11月，何家理从朝鲜回国，继续在部队带新兵，何家理毫不犹豫地答道，“组织需要，我服从。”他担任炮兵班副班长，负责新兵的内务管理。
1959年，何家理从部队转业，跟随二百多名部队出来的骨干力量，参加了北京中兴机械厂的工作，后来又担任矿大机械厂工会主席至退休，期间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到达退休年龄后，何家理在离退处担任副主任、总支委员、机械厂退休职工党支部书记，直到72岁，他才真正地进入退休生活状态。
“组织需要，我服从！”这句话穿越时空，却依旧响亮。
（采写：吴姝娴 曾雪梅 王瑶）
唐植忠：岁月记军旅，忠心系乡国
唐植忠（86岁）
86岁高龄的唐植忠神采奕奕、步履稳健，举止间尽显军人风采，“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陆军第35师104团2营4连3排，是英雄排！”唐植忠面带自豪，铿锵有力地报出部队番号。
1952年6月，本是区政府通信员的唐植忠下乡帮助部队进行征兵宣传，宣传结束后，他便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队伍。那年，他18岁。
“行军打仗哪有不苦的？”唐植忠感慨道。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零下30度的恶劣天气下，部队行军打仗极其困难。由于物资供应不足，战士们很少能吃到蔬菜，对唐植忠来说，树皮已经是一顿像样的饭食了。因为缺乏维生素摄入，唐植忠患上了夜盲症，一到晚上就视物不清，曾不小心掉入冰窟，好在宽大背包的缓冲和队友的及时援助，他才得以获救。尽管如此，由于长时间浸泡于冰水中，他的肺部还是有了创伤，落下冻伤的病根。回国后，他不得不将左右肺各摘除一叶，呼吸能力自此受到一定限制，他也被认定为二级乙等伤残军人。
然而，落下终身残疾的唐植忠并没有打算退伍休息，相反，他一心坚持继续为部队做贡献。这一干，就是三十年。期间，唐植忠先后被派遣到地方广播电台、公安局、法院、医院等部门工作。直到1976年，他才又回到部队。“工作一定要干，走到哪都要干。不但要干，还得干好！”简短的一句话，正是唐植忠职业生涯最有力的真实写照。
1982年，唐植忠本该从部队退休，但因组织需要，他转业来到矿大工作，坚守岗位至75岁。2016年，喜欢艺术、热爱收藏的他把280余份字画藏品捐赠给家乡湖南省石门县，希望以此支援家乡建设。
年华向晚，然岁月沉香。作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份子，唐植忠对国家的忠心与无私令人动容。70年前，他于国土之外的战场上热血奋战、保家卫国；而今，他仍怀着那颗赤诚热血的心，憧憬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采写：林睿媛 牛璨 张妙芬）
张典义：时光易老，精神永存
张典义（87岁）
张典义老人已经87岁，身体状况不复从前，意识也有些模糊。采访过程中，张典义已无法清楚地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但通过张老的妻子和儿女对他过往经历的讲述，仍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位老人“爱党爱人民、忠心报祖国”的崇高精神。
张典义出生于四川省，家中有兄弟姐妹四人。十七八岁时，怀着报效祖国的斗志，张典义决定离家参军，背起行囊与一位好友一同踏上了军营之旅。“他离家入伍的时候家里人并不知道，那时候他们心思非常单纯，只是一心为国家。”张典义的女儿说。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介入并危及中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张典义也是其中的一员。在两年有余的战场生活中，作为警卫兵的张典义与战友没日没夜地挖战壕。战事吃紧、环境恶劣，张典义背上长了疮、化了脓，直到现在背后还有疤痕。
张典义有着一颗好学的心，在抗美援朝期间，他还经常抽时间去夜校学习。几十载岁月倏忽，多次搬家过程中，曾经的奖状、功勋章、照片等老物件大多都遗失了，“但志愿军们战场冲锋、保家卫国的故事和精神会一代代传下去。”张典义的妻子感慨道。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张典义被分配到徐州某部队，还随部队参与了云龙湖的建设和云龙山的绿化工作。后来，张典义加入了矿大文昌校区的筹建工作。张典义诚恳、踏实的家风也影响着后辈们，“肯吃苦、求踏实”也成为了家族里每个人的行事要求，激励后辈努力奋斗、不断拼搏。
（采写：蔡义萱 安佳乐）
邹然：时代洪流中的女性榜样
邹然（右三）（86岁）
“跟着新中国走过了七十多年，我很自豪！”
1949年，邹然参加革命，成为了一名解放军；1952年，她成为了一名志愿军；1955年10月1日，邹然以矿大学子的身份加入了国庆典礼的游行队伍，“走在游行队伍里，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心里很是激动。”
86岁高龄的邹然对自己参军以来70多年的经历记忆深刻并引以为荣，“保和平，卫家乡”是时代中的年轻人应该尽到的责任。1949年，16岁的邹然参军，成为了解放军文工团的一员；1952年，她怀着保卫祖国的信念，加入到抗美援朝的战争中，隶属于三野六纵24军文工团，慰问将士，鼓舞士气。
邹然仍记得当时在队伍前方教军队里的同志唱军歌的场景，“我唱一句，他们跟唱一句。”后来，由于部队深入作战的需要，文工团就地解散，所属人员全部调职。邹然被分配到军部通讯连，成为一名通讯员，“有一阵我们和战场上失去了联系，要给前线同志寄信都不知道地址。”不知前方战事如何，更不知战友处于何种境况，后方部队能做的只有等待，焦急地等待。
通讯连的工作结束后，邹然因病被调往留守处，任命为文化教员，从事文化普及工作。她负责教战士们识字写字，给大家讲故事，缓解战场上的紧张气氛。邹然说，无论是训练还是吃饭，都要先唱歌，以鼓舞士气。那段时光对她来说，艰苦与幸福共存。
邹然1955年她考入北京矿业学院，回忆起在校读书的那段时光，老人家格外开心。作为地质系勘探专业的学生，邹然至今还能清楚地说出当年的必修课：画法几何、代数、物理、化学，还有最令她“头疼”的俄文课。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也没有对应的教材，学生们只能边听讲边记录。邹然每晚回到宿舍都要复习两个小时俄文，和同学们互换笔记，查漏补缺，以便日后复习。
邹然直言，自己身世坎坷，原本是一名弃婴，但在养父母的呵护与教导下，在党的关怀下，她成为了时代中激流勇进的青年，她对党充满了感激：“党给了我参军的机会，矿大给了我读书的平台。”
（采写：牛璨 陈思逸 韩博川）
祖兴荣：祖国一声唤，男儿去前线
祖兴荣（96岁）
在祖兴荣的家中，有两面鲜艳的小红旗紧紧依偎着一台老式电视机。96岁高龄的祖老丝毫不减年轻时的飒爽与挺拔，他挺直了腰身，“我们老两口每晚七点都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关注时政热点。”
“我是1953年11月从朝鲜回国的。”几十载光阴白了祖老的双鬓，但他对抗美援朝的记忆却依旧深刻，爱国之情也从未削减。
1950年，祖兴荣成为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一员。他跟随部队从南京一路北上，夜渡鸭绿江，担任上甘岭后方医院副股长，和战友们一起抢救伤员，转运伤员。前线战士的英勇无畏深深感染着祖兴荣，他说：“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很英勇，他们极少掉眼泪，有些伤员刚处理完伤口就又回到前线去。”
后方看似安全，实则危机四伏。那时我国没有制空权，医生护士们只能躲在防空洞里面，敌军的飞机时不时还会来轰炸。“有一次，敌军的飞机来轰炸，一名护士刚好在防空洞外，轰炸过后传来一阵阵惨叫声。我们抬起担架就往外冲，看着护士满是弹坑的腿……手术后，还是没保住他的腿。”
1953年，祖兴荣带领分所医院百十名医护人员和伤员撤退，撤退途中所有战士零伤亡，他被记三等功一次。
抗美援朝的日子里，简单书信的往来也是奢侈的。三年里，祖兴荣也仅仅和妻子有过一次书信往来。期间，祖兴荣的妻子也只有过一次过江探亲的机会，三年时光，不见伴侣，不知生死，留在心中的只有“等”这一个字——等一卫国人，等一平安人，等一终老人。
1953年11月，祖兴荣被正式批准返回祖国。在部队的安排下，祖兴荣于浙江金华担任当地医疗所所长。后由于部队调动，他和妻子来到北京，从事机关工作。“部队在哪，我们就去哪；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祖兴荣服从部队的调动，转至四川，任四川矿业学院校医院副院长一职。后学校搬迁，他也跟随学校来到了徐州，担任校医院副院长至退休。
（采写：李偲 王瑶）
牛文阁：战争已过，热血未凉
牛文阁（88岁）
“如果国家需要，我的子孙必须要上战场保家卫国，没有国哪来的家？”说出这句话时，88岁的牛文阁老人语气是坚定、骄傲的。
虽已年至耄耋，身体也大不如前，可牛文阁依旧精神矍铄，提起往年，仍是神采飞扬如少年。
1948年，牛文阁在河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一个小功”。
入伍第二年，年仅17岁的牛文阁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牛文阁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在空军4师第10团司令部担任保密员。他说：“组织信任我，将这个工作交给我，那我就一定要做好。”
提到党组织，牛文阁的语气总是充满崇敬。为了做好保密工作，牛文阁吃住都在保密室。牛文阁描述道：“当时房间里有好几个大铁柜子，都是用来放文件的。”牛文阁根据文件的保密等级以及类别做好记录，并将其分门别类地储存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牛文阁前往南苑高级航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空军司令部航行处任参谋。牛文阁1960年从部队转业至北京矿业学院，在学校的农场劳作，为学校提供生产上的支持。
后来，牛文阁调入学校教务科工作，跟随矿大辗转四川，最后一同留在了徐州。牛文阁不慕名利，矿院搬至四川办学时，他主动放弃了担任校图书馆主任的机会，踏踏实实地做了二十多年的普通科员，直到1992年正式退休。用牛老的话说，“也算是大半辈子都与矿大相伴了”。
（采写：王春雨 贾龙）
孙骞：不怕牺牲，戎装赴战场
孙骞（81岁）
1956年，朝鲜战场已停战，但前线老志愿军伤亡众多，需要新一批志愿军作为补充兵奔赴朝鲜。当时年仅18岁的孙骞便是补充兵中的一员，他被编入21军62师，携高粱米跨过鸭绿江，随军驻扎在朝鲜西海岸肃川郡。
“我是一名普通的工兵战士。”在援朝的两年里，硝烟战火已被平熄，孙骞与后防队伍的战友们一同援建朝鲜。至1958年3月，孙骞所在师作为第二批志愿军撤退归国。他与战友们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撤退当天，当地群众与战士们依依惜别，还有一些当地居民追在军车后面不舍道别。归国路上，军车所到之站，站站皆有人民欢迎喝彩。
归国后隔年，孙骞随军参与某次平叛战斗，那是他第一次参与实战。“我不怕死，打起仗来我都冲在前面，好几次死里逃生。”回想起自己离牺牲最近的一次，孙骞记忆犹新：“我身旁的高个子战友被子弹击中不幸牺牲，我灵机一动，用棍子立起头上的帽子吸引火力，才有机会绕道突击。”
“在部队里待了二十多年，对军队情感很深。”平叛结束后，孙骞被保送至洛阳工程兵学校学习两年，在北京训练一年并曾参与阅兵。毕业之后，荣授少尉军衔的孙骞被编制为十二军，分配到南京军区。期间他参与水网稻田爆破科研与全军大比武等，又先后在南京步校、南京军校学习。
1982年孙骞转业至中国矿业学院。那时学校刚迁址徐州不久，基础设施尚待完善。孙骞先后在爱委会、绿化委员会、环保委员会、房产科、分房委员会等部门工作，直至退休。孙骞拿起厚厚一沓荣誉证书，那是他辛勤工作的见证。
采访中，孙骞老人始终紧握着印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布制徽章，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身份。“我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参过军，如果国家有需要，我一定会让我的孙子也去前线。”战场虽息，英勇之迹永恒。
（采写：高双威 安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