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县城狭小的出租房里，蜂窝煤火炉腾腾地烧着，煤炭燃烧后酸涩的味道充斥在小小的屋子里。
煤炉上热着昨天剩下的酸菜粉条，酸菜是姥姥腌的，粉条是姥姥打的。在这个没有什么是不需要花钱的县城里，我们甚至很少买菜，毕竟能节省一些是一些。没心没肺的妹妹挂着鼻涕在炕上乱爬，母亲站在炉边，紧忙着扒了几口饭后又走了，为了那20块一天的工钱奔波着。父亲昨天从唐山的煤矿打工回来，留下了一家最近的生活费和房租钱，今早又背着行李去市里的工地打零工去了，赶在年关前再挣些钱。
我拿着父亲留下的一千多房租费，给房东大爷送了过去。那时不到10岁的我，还不太能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只是感觉把一摞钱交给房东大爷时候的心疼和不情愿。“什么时候，我家也能在这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呢？”我不敢想，估计那时的拼命工作才能勉强维持家用开支的父母也不敢想。
2008年，父亲不在煤矿推煤了，“转行”做了建筑工人，成为中国基建的一分子，更确切的说是成为了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这是迫于生计的无奈转变，但也是一个农民家庭值得庆幸的转变。因为2008年之后，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民购房需求，全国房市大热。之前为没有活儿干而犯愁的父亲不再担心了，只要想干，甚至可以一年不停歇地干活，而干活，就意味着有钱赚。
2009年过年时，父亲很高兴。因为钱包鼓起来，底气就足起来，心情自然就好起来了。父亲说，他是第一次挣到这么多钱，去除家庭的开支之后，还能有三万多块钱的剩余。对于一个穷了太久的人和家庭来说，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拿到这样一份工资，那种兴奋是难以描述的。
两三年后，父亲在工地上从传板递料的小工，到技术精湛的大工，再到小组的带班。2011年，我家终于在那个小县城中有了一套不算大但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时的我，心底的幸福难以言表。
父亲在工地上做活细致，带班时，管人管账都很认真，工地的建筑老板觉得父亲很靠谱，从2015年起，就开始把一些小工程包给父亲来做。有了工程，更要有工人。
父亲只从原来的班组中带了几个有经验的大工，剩下的小工都是回到农村老家招来的。父亲手里有工程，也正需要工人，他的第一想法就是回老家拉着那些能吃苦肯付苦的亲戚朋友来工地干活。
母亲总结过父亲的工作：没活的时候愁工地，有工地了愁工人，有工人了愁工资。因为这些年来，工地上拖欠工资仿佛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在父亲这个层面上，上面有大建筑商开发商压着钱不给，下面又有那些等着拿工资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乡亲，所以每近年关父亲总是愁容满面。可是最近这两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随着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发出“善待农民工，坚决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的坚定声音后，农民工家庭的孩子是最能感受到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的。年末发工资时，政府首先要求企业如数为农民工发放工资，如果遇到企业确实没有办法解决的，政府就动用专项资金先行垫付，不管怎样，就是要让农民工一分不少地拿着自己的辛苦血汗钱回家过大年。
那两年赶上寒假放假，我总是会和父亲一起去给工人发工资。他们清点数目之后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笑容总是那么暖，我们动身要离开时，他们拿上苹果、栗子等家乡特产，非要感激答谢父亲一番的心意，也总是那样质朴得让我动容。
父亲没上过多少学，他曾以农民工最质朴的语言说，小康路，就是奋斗致富路。可我倒是觉得，父亲的概括是那样的合理，道出了每一个家庭对于小康生活最朴素的理解。
对于个人或者家庭来说，小康就是一个最现实的追求，是碗里的肉，桌上的酒，换季时的新衣服，天冷时的暖气炉。幸运的是，现如今，我们的人民群众都已过上这样的生活了。
当个人的奋斗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的父亲是幸运的。他的奋斗致富路在今天的中国，得以实现了。而我，也在新的奋斗之路上。
（此文经我校关工委推荐，在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读懂中国”主题教育征文活动中获得三等奖，本报刊登时有修改。作者：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镖 指导老师：张维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