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陈世珍教授所言，《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哲学星空中明亮耀眼的双子座”。精读“两论”全文，并结合《方法与智慧——<实践论> <矛盾论>新读》等导读文献，我进一步体会到其深邃的理性智慧。蹲下身，是对实践精神的生动诠释；解剖刀，是对矛盾分析法的生动比喻。结合我十余年来受教育的经验，我最大的感触是：在社会形势复杂的当下，我们在解决教育等问题时，始终要保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心态，蹲下身实践，用好解剖刀，才能真正解剖好中国教育这只大“麻雀”以及具体问题这些小“麻雀”。
虽然《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选集》中是独立的两个篇章，但二者息息相关。石仲泉认为，《实践论》是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观，《矛盾论》是辩证分析方法的实践观。徐梦认为，应从《实践论》看思维如何认识存在，从《矛盾论》看思维与存在如何走向统一，二者共同发力，才能有效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直接统一性问题。的确，“蹲下身”与“用好刀”二者不可偏废。
蹲下身，既要“低下头”，更要“回头思”“向前看”。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调查问询的实干精神，更要有汲取教训和预测未来的智慧。毛泽东所讲的“实事求是”要求“八分调查，两分思考”，强调的是“低下头”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规律要用八分的工夫，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只需要八分的付出。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毛泽东所言“调查问题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犹如‘一朝分娩’”，许多人都过多关注调查问题的过程，而忽视了对“一朝”时机的把握。正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带领人民经过充分调查实践，得出中国经济技术落后，亟需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结论，于是1953-1956年进行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决策的出炉，不仅依赖于长期实践，还缘于对工人运动中单枪匹马作战等失败经验的总结、对国内外形势和时机的准确把握和决策的前瞻性。再讲一个现代的例子，当代中国教育界出现了超前学习的趋势，如复旦大学已面向上海的高中开启了名师进课堂的项目，既吸取了往届大学新生出现的高中与大学衔接困难的教训，又让高中生提前感受名校氛围和大学课堂，激发他们坚定信念、努力学习的动力。此类措施充分体现了善于吸取教训的精神和“向前看”的前瞻意识。
蹲下身，既要“从于律”，更要“多质疑”“求创新”。这要求我们在尊重事物客观规律的同时，培养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许多人明白，中共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时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遵循了中国革命发展客观规律和城乡条件差异，这个正确的决策正是准确把握住了“实是”。再仔细思索，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革命道路中的“求是”精神：“求是”，要求我们去探究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免不了质疑的过程，中共党内当时出现了一些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声音，党员们正是在结合实践探究、产生思维碰撞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宝贵的革命经验，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当前中国教育同样需要这样的“求是”精神，如今不少学者探讨“当下中国的研究生为什么提不出问题？”这一话题，其实，中国应试教育情形下标准答案对这些研究生束缚已久，研究生以前被练成“考试机器”的他们，很难深切体会到“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道理。因而，如今重点高校多为激发学生创新精神，增强学科生命力和活力，纷纷出巨资支撑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用好解剖刀，既要“硬磨刀”，又要“善乐处”和“上好刃”。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正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正是对于在矛盾中“乐处”的真实写照。例如，对于学生早恋占用学习时间与促进学生个性、情感发展的矛盾双方处理，常常成为教育中的一大待解决的难题。硬着头皮阻止学生早恋这种只看重矛盾斗争性的做法，固然不是最合适的方法，我认为应当选择理解、宽容和弹性对待，也要看到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一面。正如教育学者王晓春所说，“理解不等于支持，宽容不等于赞同，不管不等于纵容”，教育者应直面而非一味回避学生早恋中的矛盾；以积极的心态，甚至带着审美的已经去欣赏学生在早恋中得到的个性成长和发展；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解决矛盾。
用好解剖刀，既要“用准刀”，又要“假于物”和“借以情”。我们在认识事物时，既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又要承认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矛盾，可以用“弹钢琴”的方法，善于借助外物，慎用单方发力的策略；善于结合人情，在“黑”与“白”之间找到妥协的“灰度”。工人运动中红军单枪匹马作战，忽视了矛盾的普遍性，当时的中共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处处有矛盾”，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消除一切潜在的导致分裂、倒退的根源。又如，近期“教师能否强制家长批改家庭作业？”的舆论焦点成为风口浪尖，这反映出家校分工并非易事，需要协调教师备课等任务繁重与需批改的作业量过大之间的矛盾，协调家长对学生所应承担的监督义务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的矛盾。此时，在理清家长和教师双方各自的职责的同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老师的教学任务本应包括批改作业，其所面对的不仅是一张纸，而是给自己的教学成果打分，这是社会公认的底线性常识；而且，在底线之上，义务之外，家长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愿参与孩子的做作业过程，促进良好家庭教育氛围的营造，但不能将家长的自愿行为变成义务。
总之，“蹲下身”实践是“用好刀”解决矛盾的前提，“用好刀”又为“蹲下身”后更好地观察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当前中国教育中，既要结合充分的调查研究，尊重学校和学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吸取教训、在教学规划上有前瞻性，鼓励质疑和创新；既要承认矛盾对立面与统一体的存在，又要直面教育中的矛盾，善用宽容与妥协；既要承认矛盾的特殊性，又要根据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蹲下身，用好刀，才能解剖好教育中的“麻雀”，这是毛泽东“两论”给我留下的精神财富。
